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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1 22:42 来源:风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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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農業銀行也已將區塊鏈技術應用于電商供應鏈金融,還推進了金融數字積分(簡稱“嗨豆”)係統建設,打造區塊鏈積分體係。亳州藥都農商行和安徽馬鞍山農商行分別于今年3月、4月向證監會遞交IPO招股説明書;今年1月剛在香港上市的甘肅銀行,在5月申請A股輔導備案,東莞銀行也已于近期重啟回A計劃。

具體到債券基金,結合市場波動可適當關注交易型基金經理管理的産品,對券種、久期和杠桿的主動管理或帶來超越基準的收益。中信證券固定收益首席研究員明明認為,2017年之後,在監管加強的環境下,市場利率顯著上行,然而存款利率在2015年之後便再無調動,導致市場利率與存款利率之差進一步擴大。

    陳雨露表示,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設立一年來,各試驗區建章立制,完善推進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點的體制和機制,同時依托市場,不斷激發綠色金融創新活力。  民政部辦公廳  2017年6月12日  民政部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開辦法(試行)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為加強和規范對民政部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的社會監督,根據《彩票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彩票公益金管理辦法》等規定,制定本辦法。

  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選擇使用網上銀行和電商第三方支付,銀行網點的很多業務從線下轉移到線上。  第六條民政部對部補助地方彩票公益金應當公開以下信息:  (一)項目名稱、項目主要內容、資金使用方向、資金額度等;  (二)各省份資金分配額度;  (三)資金管理辦法等。

  國家外匯管理局19日公布的數據顯示,3月銀行結匯9764億元,售匯10344億元,結售匯逆差580億元;銀行代客涉外收入19123億元,對外付款19611億元,涉外收付款逆差488億元。

    證監會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經過多年來的改革和發展,我國資本市場投資者成熟度、持續監管安排和發行上市監管能力有了較大提高,基礎制度全面加強,市場容量穩步擴大,開放水平進一步提高,已具備支持創新企業境內發行上市的基礎條件。

  人員方面,前鋒索利尼亞克傷愈,而中場米哈洛維奇、德萊烏,後衛波斯斯特爾、路易斯等人將繼續養傷。  外資銀行感到振奮  當前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在“引進來”方面,對外開放依然存在不足,進展不快。

  多位專家對記者表示,此次央行大概率跟隨美聯儲“加息”。

  中小銀行尤其地方城商行、農商行理財發行難度將大幅增加,從而面臨負債持續收縮和成本上升的壓力。  據趙鵬介紹,瀏陽地區最初有5家銀行,目前有19家金融機構來“瓜分”市場,除了銀行之間的競爭,企業客戶、機關事業單位客戶的流失也使得銀行拉存款壓力越來越大。

    據悉,“戰略配售”是“向戰略投資者定向配售”的簡稱,我國《證券發行承銷與管理辦法》(2018年徵求意見稿)第十四條規定,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數量在4億股以上的,或者在境內發行存托憑證的,可以向戰略投資者配售股票。

  同樣訴諸懷舊情愫的還有中國銀行。

  ”除招行外的其余7家A股上市的股份制銀行均處于破凈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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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设计

2019-05-21 09:33 作者:李 林 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昝祯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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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與BATJ等互聯網大佬們的CDR競速中,小米“意外”拔得頭籌,背後有何邏輯和看點?  尚未上市成“優勢”  對于為何由小米“領跑”,上證報記者多方採訪總結的最核心觀點是:在眾多符合CDR試點條件的公司中,有些已上市企業的境外估值較高,對于發行CDR的估值和價格問題,則仍需研判。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法治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战略理论上,把全面依法治国定性为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法治保障,是一场以法律法规立改废释为主要特征的“法律的革命”;在战略安排上,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三位一体”,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全面落实,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协调发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形势下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战略设计。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

全面依法治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在关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所以是革命,是因为它作为国家治理领域的法治改革,属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然司法体制改革属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其他组成部分,如立法体制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法律监督体制改革、全民守法体制改革等,当然也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

全面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全面依法治国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引领、规范、推动和保障等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发展民主政治的角度讲,依法治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依照宪法和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角度讲,依法治国就是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照和运用宪法与法律治国理政,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从法治的内在功能和价值的角度讲,依法治国就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讲,依法治国就是不断完善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同时使这些法律和制度良好有效运行,实现良法善治。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场“法律的革命”。习近平同志站在党和国家战略布局的高度,从多个角度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性质及其重大意义作出了精辟论述。他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法律上层建筑的重大变法或变革,是具有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法律革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18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许多是涉及利益关系和权利格局调整的“硬骨头”,都是必须改的。而法治领域的改革涉及公检法司等国家政权机关,社会关注度高、改革难度大,更需要自我革新的胸襟。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和充分准备。正因如此,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法治保障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全面依法治国不仅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制度基础和法治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法治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含着到2020年初步建成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法治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保障。全面依法治国,在价值层面追求的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有序,充分保障人权与人的尊严;在制度层面追求的是人民主权、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治权,努力建成法治中国;在实践层面追求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办事,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努力实现良法善治。与此同时,全面依法治国通过特有的制度安排、规范手段、教育强制功能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有效的法治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相辅相成。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都离不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姊妹篇,我们要切实抓好落实,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像两个轮子,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事业滚滚向前。”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顶层设计。全面依法治国是引领、促进和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式,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动力。要用法治思维正确处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坚持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统一,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各方面。与此同时,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这个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方略和法治这个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宪执政、依法执政,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全过程,落实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以及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各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三位一体”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和法治体系整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才能深刻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依法治国必须解决好道路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全会决定有一条贯穿全篇的红线,这就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管总的东西。具体讲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自己的时空定位和时代特色。相对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模式和法治道路而言,我们所走的是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法治道路和法治模式,决不能混为一谈;相对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模式和法治道路而言,我们所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想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国家与法的论述和描绘,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法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相对于历史上中华法系的法文化和法制度,我们今天所走的是一条现代化的法治道路。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基本原理,在吸收借鉴古今中外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从当代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实践出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经验与教训,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治理论的继承、创新和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指导、思想基础和学理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由四个主要部分构成,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价值理论、制度规范理论、实践运行理论、法治相关关系理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总目标的提出,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提出,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范围也具有独创性,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法治文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同志指出,这个总目标“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三位一体”。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问题上的理论成果;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这段论述表明,一方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关系而言,前者从属于后者,本质上是后者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反映;另一方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内在统一相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也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三位一体的,它们构成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指引、理论支撑和制度保障,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自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三位一体”,共同引领并保证依法治国事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前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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